19万个比特币的幻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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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章:床上的女王

2024年4月22日凌晨,约克。
卧室门被踹开的声音,像冰面破裂。
花姐从笔记本电脑屏幕后抬起头,眼镜反射着屏幕的蓝光。她躺在床上,身体陷进三层鹅绒被里,周围堆满了外卖盒、药瓶和充电线。窗帘紧闭,房间里弥漫着陈腐的空气和煎炸食物的油腻气味。
“Hands up! Police!”
她没动。手指还停留在键盘上,那是一个未完成的转账指令。屏幕上,六串加密钱包地址在闪烁,每一串都代表着数千枚比特币。
七年了。七年时间,她从天津蓝天格锐的幕后主谋,变成了伦敦豪宅里的”床上女王”。每天二十小时躺在床上,操控着价值几十亿英镑的数字货币,玩游戏,网购,做着购买瑞典城堡、统治微型国家的白日梦。
警察冲进来时,她还穿着睡衣。裤子的特制暗袋里,藏着一个U盘和一本手写账本。那上面记录着194,951枚比特币的完整流向——从2014年6月第一次在火币网下单,到2017年7月携笔记本电脑出逃,再到这七年里每一笔洗白转账的轨迹。
“你们来晚了。”她用英语说,声音平静得像在评论今天的天气,”我已经把大部分转出去了。”
这是谎言。账本在她裤袋里,钱包私钥存在电脑硬盘的加密分区。但说谎对她来说,早已是一种本能,就像呼吸一样自然。
警察在床头柜里找到了两本假护照——一本圣基茨和尼维斯,一本多米尼克,名字都是”张雅迪”。在衣柜深处,他们发现了十二万英镑现金,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鞋盒里。在化妆台抽屉,是两块价值十二万英镑的腕表,还没拆封。
但最重要的,是床边那台惠普笔记本。它跟随她从天津到缅甸,从泰国到马来西亚,最后在2017年9月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。七万多枚比特币就存在这台电脑里,从她逃离中国的那一刻起,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她的视线。
现在,它被装进了证物袋。
花姐看着警察的手套触碰键盘,突然笑了。那笑容很短暂,像一道闪电划过夜空,转瞬即逝。她想起了2014年6月的那个下午,在天津蓝天格锐的办公室里,她第一次点击”购买”按钮,用投资者的钱兑换成100,250枚比特币。
那时比特币还只要2815元一枚。
现在,它已经涨到了75万。
266倍。
如果当时她只是个普通的投资者,而不是骗子,她会被称作先知。
但她选择了另一条路。
窗外,约克古城的晨光开始渗进厚重的窗帘缝隙。这座城市有着一千九百年的历史,见证过罗马军团的铁蹄,维京海盗的掠夺,工业革命的烟尘。现在,它又目睹了一场数字时代的荒诞剧落幕。
花姐被戴上手铐时,脑子里闪过的不是那12.8万个受害者,不是那430亿元蒸发的血汗钱,而是她日记本里写过的一句话:
“我会偿还所有债务,以我的方式。”
这也是谎言。
她从来没打算还。

第一章虚拟的盛宴

故事要从2014年说起。
那年夏天,天津滨海新区的热浪把柏油路烤得发软。蓝天格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室在一栋商住两用楼的十二层,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。前台摆着巨大的金色牌匾,上面刻着”蓝天格锐——引领财富新时代”。
会议室里,六十三岁的王秀兰坐在第三排,双手紧握着宣传册。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,脚上是二十块钱的布鞋。退休工资每月两千八,这是她和老伴存了三十年的钱——三十万,装在她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里,一沓沓用橡皮筋捆着。
台上的年轻人西装笔挺,正在播放PPT。
“人工智能,区块链,比特币挖矿。”他的声音充满激情,”这是未来十年最大的机遇!蓝天一号理财产品,年化收益率100%!投一万,一年变两万!”
屏幕上闪烁着金色的数字,还有一张比特币的图片——那个神秘的橙色B,像某种宗教符号。
“什么是比特币?”王秀兰旁边的老张小声问。
“不知道。”王秀兰说,”但人家说能赚钱。”
这场推介会持续了三个小时。他们看到了人民大会堂的照片(蓝天格锐去年在那里办过活动),看到了某位将军的女儿与公司高层的合影(后来证实是P图),听到了”零风险””躺着致富””格锐三年,三世富贵”这样的承诺。
王秀兰签了合同。三十万,全投进去。
推介会结束后,她和老张一起走出大楼。阳光刺眼,她有些晕眩,但心里涌起一种久违的兴奋。三十年,她从一个纺织厂女工变成退休老人,这辈子最奢侈的消费是去年花八百块买的一件羊毛大衣。现在,她终于抓住了”翻身”的机会。
“明年这时候,”她对老张说,”我就有六十万了。”
老张点点头,眼里也闪着光。
他们不知道的是,此刻在蓝天格锐的内部办公室,花姐正坐在电脑前,浏览着火币网的交易界面。
她三十六岁,专科学历,离异,没有孩子。身份证上的名字是钱志敏,但她给自己起了很多化名:张雅迪、小花、花花。在蓝天格锐,只有核心团队知道她的存在。对外,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任江涛。
任江涛四十二岁,曾经营过一家小型建材公司,破产后欠下两百万。2013年,花姐找到他时,他正在躲债。她开出的条件很简单:做法人代表,每月十万工资,不问公司业务,只在需要时签字。任江涛犹豫了三天,最后还是答应了。他需要钱,需要翻身的机会,至于这钱从哪来,他选择不去想。
花姐喜欢待在幕后。她不参加推介会,不见普通客户,只通过博客发布一些晦涩的诗作和投资建议。只有投资超过六百万的大客户,才能见到她本人。他们称她为财富女神。
这天下午,她做了一个决定。
屏幕上,比特币的价格是2815元人民币。她调出公司账户,那里躺着从数千个王秀兰那里收来的钱——1.8亿元。
她点击”购买”。
100,250枚比特币,到账。
这笔交易耗时四个小时,分成二十七笔完成,避免引起市场剧烈波动。每一次点击鼠标,她都感到一种奇异的快感。这不是偷窃,不是抢劫,只是轻点鼠标,数字就从一个账户流向另一个账户。没有暴力,没有血腥,甚至没有面对面的接触。
干净,优雅,抽象。
窗外,天津的天空灰蒙蒙的。楼下的马路上,王秀兰和老张正在等公交车。他们还在谈论着那个美好的未来,谈论着明年要去哪里旅游,要给孙子买什么礼物。
花姐看不见他们。
她只看得见屏幕上跳动的数字。
那年,蓝天格锐在全国三十一个省市开了分公司,举办了上百场推介会。他们租下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厅,请来名人站台,给老人们发免费的鸡蛋和大米。他们用”爱国情怀”做诱饵——”投资蓝天格锐,就是支持中国科技创新”。他们利用老人的孤独——”加入我们的大家庭,再也不寂寞”。
受害者越来越多。
有退休教师李芳,六十五岁,倾其所有投了八十万。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,去公园打太极,然后回家给在北京工作的女儿打电话。”妈给你凑够首付了。”她在电话里说,声音里满是骄傲。女儿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,说:”妈,您别被骗了。”李芳笑着说:”傻孩子,这可是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会的公司。”
有农民工赵建国,四十八岁,拿出全家二十年的积蓄——三十五万。他在工地搬了二十年砖,手上的老茧厚得像树皮。儿子今年要高考,成绩很好,老师说能上重点大学。”等钱翻倍了,学费、生活费都不愁了。”他对老婆说。老婆担心地问:”靠谱吗?”他拍着胸脯:”推介会上说了,国家支持的项目,错不了。”
有癌症患者周梅,五十九岁,把治病的钱投了进去——二十二万。医生说化疗还需要三十万,但她看到蓝天格锐的宣传册,上面写着”三个月回本,半年翻倍”。她想,如果钱能翻倍,不但能治病,还能给孙女留点。她瞒着家人签了合同,把诊断书压在枕头下,每晚祈祷奇迹发生。
三年时间,蓝天格锐吸收资金430亿元,受害者超过12.8万人。
而花姐继续买比特币。
2014年6月,100,250枚。
2017年1月到6月,场外交易又买了51,000枚。
总计194,951枚。
平均成本2815元一枚。
她曾经在日记里写:”我的目标是21万枚,比特币总量的1%。那时,我就是神。”
2017年7月,蓝天格锐崩盘。
第一个信号是6月底,有投资者发现提现困难。客服给出的理由是”系统升级”。到了7月初,越来越多人无法提现。蓝天格锐的办公室开始人去楼空。
7月15日,上千名投资者聚集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办公楼下。大楼已经被封,玻璃幕墙反射着夏日的阳光,刺眼而冰冷。人群中有人哭喊,有人报警,有人晕倒在地。
任江涛是7月18日被抓的。警察找到他时,他正在一家小旅馆里,面前摆着一瓶二锅头和一包花生米。他没有逃跑,也没有反抗,只是问了一句:”她呢?钱志敏呢?”
警察说:”我们也在找。”
任江涛笑了,那笑容里有解脱,也有绝望。”找不到的。”他说,”从一开始,我就没见过她几次。她太聪明了,把所有风险都转给了我。我只是个傀儡,签字的工具。”
审讯室里,任江涛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一切。但他知道的其实很少。他不知道钱是怎么转走的,不知道比特币钱包在哪里,甚至不知道花姐的真实住址。他只知道,每个月十号,他的账户会准时收到十万块钱。
“你后悔吗?”警察问。
任江涛沉默了很久。”后悔。”他说,”但当初如果不答应,我可能早就跳楼了。欠债的人,什么都敢做。”
花姐消失了。
那天夜里,王秀兰坐在家里的小饭桌前,手里攥着一张收据。老伴坐在对面,一言不发。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,每一秒都像在审判她的愚蠢。
三十万,没了。
她想起三年前那个夏日的下午,推介会上金色的PPT,年轻人激昂的声音,人民大会堂的照片。现在想来,那些都像是一场梦,一场从未醒来的恶梦。
“我们告她。”老伴说,声音嘶哑。
“她是谁?”王秀兰问,”我们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”
电视里正在播新闻。记者站在蓝天格锐的办公楼下,楼上的窗户已经人去楼空。警方通报:主犯钱志敏在逃,已发布红色通缉令。
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照片。
那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,相貌平平,像任何一个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邻居大妈。
王秀兰盯着那张脸,突然哭了出来。
那哭声很轻,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,带着深深的羞耻和绝望。不是因为钱没了,而是因为她意识到,自己这辈子的尊严,就这样被一个陌生人用几句谎言骗走了。
而那个人,此刻正坐在去往昆明的高铁上。
花姐的行李很简单:一个登山包,两套换洗衣服,一台惠普笔记本电脑。电脑里,存着她的全部财富——七万多枚比特币的私钥。另外十几万枚,分散在不同的钱包里,由她信任的几个助手保管。
她戴着口罩和棒球帽,坐在二等座靠窗的位置。窗外,华北平原的夜色飞速后退。她打开笔记本,连上移动热点,登录了一个加密聊天软件。
“准备好了吗?”她打字。
“准备好了。”对方回复,”缅甸那边的人已经在等你。”
她关掉电脑,闭上眼睛。
脑海里浮现的,不是那些受害者的脸,不是王秀兰的眼泪,而是比特币的价格曲线。
2815元一枚的时候,她买了。
现在已经涨到一万多。
她赌对了。
列车在黑暗中疾驰,像一支射向未知的箭。
花姐睡着了,梦见自己站在一座金色的城堡前,城堡的大门缓缓打开,里面堆满了闪闪发光的硬币。
但那些硬币没有重量,没有温度,只是屏幕上跳动的数字。

第二章数字的迷宫

2017年7月26日,花姐离开了中国。
昆明长水机场,边检口。她用的是真护照。在那之后,她会换上假的。
飞机降落在仰光。缅甸的空气闷热潮湿,带着热带植物的腐败气息。一个中年男人在境外接她,没有交谈,只是默默地把她送进一间公寓。
“你要在这里呆两周。”男人说,”不要出门,不要联系任何人。”
公寓很简陋,一张床,一张桌子,一个Wi-Fi路由器。窗帘永远拉上,屋里只有笔记本的屏幕光。
花姐打开电脑,登录加密钱包。屏幕上浮现一串数字:72,000 BTC。
七万两千枚比特币。
当时价值大约二十亿人民币。
她需要把这些钱转移到境外的交易所,换成其他数字货币,再分散到几十个钱包里。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,需要极度的耐心和细致,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导致资金被冻结或追踪。
但她不慌不忙。
每天十八小时,她坐在屏幕前,点击鼠标,输入命令,监控交易进度。每一笔转账都经过精密设计:金额不能太大,以免引起注意;时间要错开,模仿正常交易者的作息规律;每个钱包只用一次,用完即弃。
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敌人是那些可能在监视区块链的人,那些掌握着链上分析工具的人。每一笔转账都会留下永久的记录,任何人都可以查看。她要做的,就是让这些记录看起来像数千个普通交易者的日常操作,而不是一个在逃的骗子洗白赃款。
公寓里只有键盘的敲击声和空调的低哼。时间变得模糊,她分不清白天黑夜,饱了就吃泡面,困了就躺一会儿,然后继续工作。
两周后,她转移到泰国曼谷。
又是一间公寓,又是一台笔记本,又是日复一日的转账。但她开始感到不安。电脑始终随身携带,即使去小区便利店买水,她也会把笔记本装进背包里。
在曼谷的一个深夜,她做出决定:让助手温俭把笔记本取走。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?”温俭在加密聊天里问。
温俭三十五岁,曾是个程序员,因为赌博欠下巨额债务。2015年,花姐找到他,给了他一个选择:帮她做技术,管理加密钱包,每月五万报酬。他知道这些钱不干净,但他别无选择。赌场的人在追他,他需要逃,需要一笔钱让他重新开始。
“分离。”她回复,”人和钱分离。如果他们抓住我,找不到钱。如果他们找到钱,抓不住我。”
温俭看着屏幕上的这句话,突然感到一阵寒意。他意识到,自己也是这个“分离”计划的一部分。如果花姐被抓,他也会被牵连。但现在后悔已经晚了。
于是温俭在2017年10月20日从泰国取走了第一台电脑,11月29日又取走了第二台。两台电脑被运往不同的国家,存放在不同的保险箱里。他把其中一台藏在瑞士苏黎世的一家私人银行,另一台藏在新加坡的一家存储公司。每次操作,他都感到一种病态的兴奋和深深的恐惧。
花姐只保留了钱包私钥的加密备份,存在U盘里,缝进了裤子的特制暗袋。
没有了电脑,她突然感到轻松。她可以出门了,可以上街了,可以像个普通游客一样在东南亚闲逛。
在老挝的小客栈,她第一次使用假护照。圣基茨和尼维斯,名字是张雅迪。这本护照花了30万美元,通过一个中介从某个加勒比岛国购买。
她练习这个名字,在纸上写了一百遍”张雅迪”,直到笔迹像真的一样自然。
2017年9月,她从吉隆坡飞往伦敦。
在希思罗机场的边检口,她手心渗着汗。边检官看了她的护照,看了她的脸,又看了一次护照。
“来英国做什么?”
“旅游。”她用英语回答,声音稳定。
“住哪里?”
“朋友家。”
边检官点点头,在护照上盖了章。
她走过闸机口,进入英国领土。
外面是伦敦的雨。灰蒙蒙的天空,潮湿的空气,还有黄色出租车的喘鸣声。这座城市与中国没有引渡条约,与她的圣基茨护照有免签协议。
她叫了一辆出租车,前往伦敦北部的汉普斯特德区。
那里有一座庄园式豪宅,名叫Manor House,月租金一万七千英镑。花园里有百年的橡树,客厅里有壁炉和油画。房东是一个不问问题的印度商人,只要每月付现金,他什么都不管。
花姐搬进去时,行李只有一个箱子。没有电脑,没有账本,只有一个U盘,在她的身体里。
她站在落地窗前,看着阴沉的伦敦天空,突然笑了。
她成功了。
194,951枚比特币,此刻已经分散在全球几十个钱包里,经过十几种数字货币的混合转换,再也无法追踪其源头。她把金融系统变成了一座迷宫,把自己藏进了最深处。
而根据她的计算,那些比特币还会涨。
她能等。
她有的是时间。

第三章逃亡者的天堂

伦敦的头两年,花姐过得很谨慎。
她不买车,不办银行账户,不用真名租房。所有大额支出都用比特币支付,小额的用现金。她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秘的富婆——从欧洲继承了古董和钻石生意的中国女人。
但孤独很快开始侵蚀她。
她不能回中国,不能去与中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,甚至不能上微信、微博这些可能暴露位置的平台。她的世界缩成一间卧室,一张床,一台新买的笔记本电脑。
每天二十小时躺在床上。
她用比特币买东西。一次性花12万英镑买了两块豪表,却懒得拆封。她用比特币在欧洲买房产,一套、两套、三套,像玩《大富翁》游戏一样。她会包机去欧洲各国旅行,但绝不踏足亚洲。
她雇了四个人。都是非法移民,没有身份,不会报警。一个负责购物,一个负责清洁,两个充当保镖。他们不知道她的真名,不知道她的来历,只知道她很有钱,很怒艳,很少离开卧室。
有时她会打开笔记本,写一些狂想的计划。
“创办国际银行。”
“购买瑞典城堡。”
“讨好英国公爵,获得贵族身份。”
“统治利伯兰微型国家。”
她真的相信这些能实现。数字货币让她觉得自己是神,是超越于世俗规则的存在。她有无限的财富,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,没有人能把她怎么样。
但她也会在日记里写下另一些句子。
“我会偿还所有债务,以我的方式。”
“我不是坏人,我只是赌对了。”
“那些钱本来就要被通货膨胀吃掉,我只是帮他们保值。”
她需要说服自己,就像当初在蓝天格锐的办公室里,她说服自己轻点鼠标不算犯罪一样。
时间一年一年过去。
2018,2019,2020,2021,2022,2023。
比特币的价格在涨落中跳动,但总体趋势是向上的。她的财富从二十亿涨到八十亿,再涨到一百二十亿。
但她不快乐。
她开始失眠,靠药物入睡。她的身体变得臃胀,因为一天二十小时躺在床上。她的视力下降,因为总是盯着屏幕。她开始错乱白天黑夜,因为窗帘永远紧闭。
她在网上玩游戏,一玩就是十几个小时。她网购,买各种各样的东西,大多数都不拆封就堆在角落里。她看剧,一口气看完一整季,然后发现自己什么也记不住。
她用数字货币把世界变成了屏幕上的数字,但最后发现,自己也变成了数字。她没有朋友,没有亲人,没有名字,只有钱包地址和私钥。
她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囚犯。
2024年初,她犯了一个错误。
五年来,她的那些钱包一直静止不动。但在今年1月,她突然转出8.2枚比特币,汇给另一个同伙林成福。
林成福五十二岁,马来西亚华人,曾在香港因诈骗入狱三年。2016年,花姐通过地下铱庄的关系认识了他。他帮她在东南亚各国开设银行账户,购买假护照,建立洗钱通道。作为回报,花姐每年给他五十万美元。
那笔8.2枚比特币是林成福的报酬。他帮花姐在马来西亚购买了一套房产,用的是一家离岸公司的名义。但这笔转账暴露了他们。
这笔转账被链上分析公司捕捉到了。他们回溯了五年的交易记录,用算法分析了数千个钱包之间的联系,最终锁定了一个人。
2024年4月22日,英国警方突袭了她在约克市的租住处。
那天凌晨,花姐还在玩游戏。屏幕上是一个奇幻世界,她控制着一个精灵公主,正在攻打一座黑暗城堡。
然后卧室门被踹开了。
阳光突然涌进黑暗的房间。警察的手电筒打在她脸上,她下意识地抬手遮眼睛。
那一刻,她突然意识到,这七年以来,她再也没有真正看过阳光。
数字货币给了她自由,但最终把她变成了囚犯。

第四章链上的幽灵

警方在花姐的卧室里找到了一个小型金库。
两本假护照,十二万英镑现金,两块价值十二万英镑的腕表,还有那本手写账本——被缝进裤子暗袋里,记录着194,951枚比特币的所有流向。
但真正的财富不在这里。
它存在于区块链上,分散在几十个钱包里,化为一串串代码。每一个钱包都由一个64位的私钥控制,而那些私钥只存在于花姐的脑子里——准确说,存在于那台被温俭藏起来的惠普笔记本里。
警方花了三个月追踪那台电脑。
他们通过温俭的供认,得知电脑被存放在瑞士的一个保险箱里。英国法院签发了国际司法协助令,瑞士方面配合开启保险箱,取出了电脑。
2024年7月,电脑被运抵伦敦。
警方的数字证据专家花了两周时间破解加密。当他们打开钱包软件的那一刻,屏幕上跳出一个数字:
61,000 BTC。
六万一千枚比特币。
按当时市价,价值约50亿英镑。
这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加密货币扣押案。
但这只是一部分。其他的比特币还分散在其他助手保管的电脑里,藏在世界各地的保险箱中。温俭和林成福都选择了合作,交出了他们掌握的钱包。
到最后,警方总共查获了四个加密钱包,价值约62亿英镑。
但这些钱属于谁?
在康德顿法院的庭审上,检察官列举了受害者的名单。
12.8万人。
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中国公民,但英国法庭在审理的是洗钱罪,而非诈骗罪。诈骗发生在中国,英国法庭没有管辖权。
这意味着,那些比特币的归属将成为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。中国政府要求返还,英国政府考虑没收,受害者们则在艰难地证明自己的权利。
王秀兰没有来伦敦。
她现在七十一岁,身体已经支撑不了这样的长途旅行。她只是在电视上看到了新闻,看到了那个数字:61,000枚比特币,50亿英镑。
她算了算,如果这些钱能分给所有受害者,每人大约能拿回三分之一。
她的三十万,能拿回十万。
但这些钱何时能到手?她不知道。
她只是坐在那间狭小的公寓里,看着电视屏幕,看着那个戳着手铐的女人被押上囚车。
那张脸她记得。七年前在电视上看到过,七年后又看到了。
没变。还是那样平平无奇,像任何一个普通人。
王秀兰突然想起了什么,起身打开衣柜,翻出了那件羊毛大衣。
那是她用蓝天格锐的第一笔”收益”买的,八百块钱,她穿了六年。现在袖口已经磨破了,领子也起了球。
她抽了抽鼻子,把大衣又放了回去。
电视里,主持人正在说话:”这起案件揭示了数字货币的两面性——它可以让人在瞬间转移巨额财富,也可以让犯罪留下永久的证据。钱志敏以为自己藏进了数字的迷宫,但最终发现,区块链记录了一切。”
王秀兰关掉了电视。
她不想听这些。她只想知道,那十万块钱何时能到手。
但她知道,即使拿回了十万,也换不回那三十年的积蓄,换不回她在那个夏日下午走出蓝天格锐大楼时的兴奋和期待。
那些都没了。
永远没了。

尾声

2025年11月11日,伦敦南华克刑事法院。
花姐穿着浅黄色唐装出庭,衣襟点缀绿色刺绣花纹,配以旗袍式盘扣领。她的发髻后垂,神态平静,像是来参加一场茶会。
法官莎丽-安·黑尔斯宣布判决:11年零8个月监禁。
“你的动机纯粹是贪婪。”法官说,”你不是在投资,你是在盗窃。你盗窃的不是数字,而是人们的生活、尊严和未来。”
花姐没有反应。她只是点了点头,像是在听一个关于陌生人的故事。
法官继续说:”但最大的讽刺是,你用赃款购买的比特币确实大幅增值。如果你不是骗子,如果你用的是自己的钱,你现在就是传奇。但你选择了另一条路,现在你只是一个囚犯。”
庭审结束后,记者们涌向花姐的律师。有人问:”那些比特币最终会怎么处理?”
律师说:”英国政府正在制定计划,将资产返还给中国的受害者。但这是一个漫长的法律程序,可能需要数年。”
数年。
—
2026年3月,英国伦敦,一间小型咖啡馆。
温俭坐在靠窗的位置,面前放着一杯冷掉的美式咖啡。他的刑期是六年,但因为配合调查,法院减轻了判罚。他服刱19个月就被释放了。
他现在四十岁,看起来像五十多。头发全白,眼睛里有种持续的惊恐。他找不到工作——没有公司愿意雇佣一个有洗钱罪名的程序员。他住在一间政府提供的廊租公寓,靠着救济金过活。
每天晚上,他都会梦到那两台电脑。梦里,他在瑞士的银行保险库里,手里抽着那个金属盒子,里面是惠普笔记本。他打开电脑,屏幕上跳出一串数字,然后警察就冲进来了。他醒来时,总是一身冷汗。
“我只是想还债。”他对心理医生说,”赌场的人要杀我。花姐找到我,给了我一个机会。我知道那些钱不干净,但我别无选择。我告诉自己,只是做技术,不直接骗人,就不算太坏。”
“你现在还这么想吗?”医生问。
温俭摇摇头。”我现在想,如果当初我跳楼了,也许更好。至少我不会成为帮凶。那12.8万人……我每次想起这个数字,就觉得自己无法呼吸。”
他看着窗外,伦敦的雨正在下,灰蒙蒙的天空低垂得像要压下来。”花姐太聪明了。她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工具。任江涛是签字的工具,我是技术的工具,林成福是洗钱的工具。她让我们都觉得自己别无选择,然后把我们绑在了一起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,声音变得更低。”但最可怕的是,她可能也觉得自己别无选择。一个离异的中年女人,专科学历,没有背景,没有资源。她发现了比特币这个机会,发现只要点击鼠标,就能让钱从一个账户流到另一个账户,干净、抽象、没有血腥。技术让犯罪变得太容易了,容易到让人忘记了那是犯罪。”
温俭嗝了一口已经冷掉的咖啡,苦味满嘴。”我们都是这场悲剧的共犯。差别只是,她是主谋,我们是帮凶。但我们都选择了走这条路。都是因为贪婪,因为软弱,因为觉得自己别无选择。”
—
2026年5月,天津,某看守所。
任江涛坐在探视室里,隔着玻璃窗看着对面的律师。他被判了15年,现在服刑到第九年。他已经五十一岁,头发花白,身形佝傻,眼神里有种深深的空洞。
“你的申诉被驳回了。”律师说,”法院认为你作为法人代表,对公司的非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。”
任江涛苦笑。”我知道。我签了字,我拿了钱。法律上,我确实有责任。但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?”
他不等律师回答,自顾自说下去。”我从来没见过那些投资者。他们对我来说只是数字。花姐也从来没见过他们。对她来说,他们甚至连数字都不是,只是账户里跳动的余额。技术把人变成了数字,把犯罪变成了轻点鼠标。但那12.8万个数字背后,是12.8万个家庭的坍塔。”
他的声音变得沙哑。”我在监狱里遇到一个人,他因为投资蓝天格锐赔光了家产,最后杀了自己的妻子,被判无期。他看到我,问我:‘钱在哪里?’我说不知道。他不信,在放风时间把我打了一顿。他说:‘你是法人代表,你怎么可能不知道?’”
任江涛擦了擦眼睛。”我现在明白了。花姐一开始就设计好了。她需要一个人站在台前,承受所有的怒火。而她自己,从一开始就藏在阴影里。她把人性的贪婪和软弱看得太透彻了。她知道我需要钱,知道我会为了钱做任何事。她只是给了我一个选择,然后看着我自己走进陷阱。”
“但是……”律师想说什么。
“但是我还是走进去了。”任江涛打断他,”这就是我的罪。我选择了不去想,选择了不去问,选择了把良心关掉,只要拿到钱。花姐是主谋,但没有我们这些人,她什么也做不了。”
他站起来,准备离开。在门口,他回头说了最后一句话:”告诉那些受害者,对不起。但这句对不起什么也换不来。就像花姐日记里那句‘我会偿还所有债务’,都是谎言。我们永远也还不了。”
—
2027年1月,伦敦,女子监狱。
花姐坐在单人牢房里,面前是一本空白的笔记本。她已经服刑两年多,还有九年要坐。
监狱的心理医生建议她写日记,说这有助于心理康复。她拿起笔,写了一行字,然后停住了。
“我不是坏人。”
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,然后划掉了。
她想写点别的,但发现自己什么也写不出来。那些辩解的话,她在心里重复了一万遍,但现在写下来,都显得苍白而虚弱。
她想起了2014年那个夏天,她第一次点击“购买”按钮的那一刻。那时她觉得自己很聪明,发现了一个天才的机会。技术让一切变得如此简单——轻点鼠标,数字就流动,财富就增长,而那些被骗的人,只是账户上的数字。
她从来没想过,数字背后是人。
现在她想了。在监狱里,她收到过一些信。有人说他的父亲因为无法承受损失,跳楼自杀了。有人说她的母亲患了癌症,因为治病的钱被骗光,放弃了治疗。有人说他的儿子因为没有学费,辍学去打工了。
这些信她都没有回。她不知道该写什么。对不起?那太轻了。我会还钱?那是谎言。
她合上笔记本,躺在窄窄的单人床上。窗外是伦敦的雨,和当年她第一次抵达这座城市时一样。那时她觉得自己自由了,逃脱了。现在她知道,从那个夏天第一次点击鼠标开始,她就已经是囚犯了。
技术给了她错觉,让她觉得犯罪只是轻点鼠标。数字给了她错觉,让她觉得受害者只是数字。而她自己的贪婪、聪明和冷漠,最终把自己和十三万人一起,卷进了这场永不醒来的噩梦。
她闭上眼睛。
一场数字的幻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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